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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别重逢见真情 

殊途同归者中的四人,左起:胡启恒、作者、贺思贤、邓可蕴。(十年前,中关村西街)

频频接触之人不一定成为知心朋友,久别重逢的故知往往可见真情。有些女附中同学,包括在校时不多往来的,有缘重逢后,发现面对炎凉世态,彼此惊人的一致。历经沧桑,回首过往,还是中学时代的友谊最纯洁、最真挚。

初中时,交往最密的应算吕友岚和傅志英二人。

友岚参军后,先未离京,驻地在崇外花市大街路南一所民宅里,我去看过她。后来她的部队转移到东北,与我互通书信。,分配到科学院动物所,开始对付她从小就怕的虫子。1963年,她探亲途径我工作的城市,他乡故知,愉快度过了数日。1967年,我回京探亲,偶然遇其先生,知友岚被隔离审查,此时他们的女儿还是学龄前儿童。直至1968年仍无消息,愁中,发现她的小姑子夫妇同在国家级乐队演出交响音乐沙家浜,于是传书询问。得到的答复是“她已自绝于人民,勿再联络”。我深知其无辜,但事已无可挽回。1978年,终于找到我一直惦记着的她的女儿,是年高中毕业。十年间,,父亲去了香港。她相貌秉性酷似友岚,坚强地独立度过十年。如今她已在美国定居,有个温馨的家,聊慰友岚在天之灵。

志英与友岚交往甚密,1956年,我们三人在友岚家聚过,志英已婚。后又在志英家聚,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此后我们交往不多,只知她先后在北京小学和教师进修学校任教。直至2008年,我重又找到了她。深谈数次,方知志英童年丧母,少有欢乐。我向她道出自己的内疚,儿时任性,曾有闹起别扭就多日不理之时,悔恨自己没能多给她安慰,使她童年多些快乐。她对我诉说了她是怎样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苦楚,像是见到了娘家亲人。阔别几十年,见了面,不需适应过程,就能如此亲密无间,可见友谊之深。

曹莲美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女附中,直到1980年代初才有机会见面。她落户上海,难得来京,我请她来家里叙旧。我们在中学时一起打球,并无深交,天命之年相遇,却心心相通。她基础扎实,克勤克俭,其父为老工人,出身亦好,却仅以助工职称退休。出于不平,问及原因,她说:“倔!”。简单直率的回答使我如对镜视己,我们都是一样的女附中性格。我喜欢她这个“倔”,这就是出淤泥而不染。

1959年同窗好友胡启恒赴苏联留学之前,我到留苏预备班与她告别,此后一直未见。毕业后近二十年,我回京探亲,。当时我是调不进北京的“两地关系”,因为专业对口,启恒说让我调到自动化所。她是所长,说话是负责任的,我则未加思索,说还是喜欢教书,启恒说:“我也觉得你适合教书”,然后叙旧,连历史先生说的“罗伯斯皮尔”都想到了,唯独没再谈我调工作的事。事后很多关心者说我太傻,应趁此机会先解决户口难题,进了北京再跳槽。我呢,非但不后悔,反而自赏我们脱俗的友谊。虽然在两地问题上我处于走投无路,但去找她,只为看望,丝毫没有去找门路的想法。我们之间的那次对话,映射出女附中好友之间的友谊纯洁至极,这远比她帮我调动工作更为可贵。我热爱教书,她就知道我的志趣与特长所在;我当时之所想,不止步于解决两地关系,她就明白我在眺望更远的未来。如果不曾强调志向,如果调到了自动化所,我也决不跳槽,不会给朋友制造麻烦,我珍惜友谊。

师中歌咏团部分团员别后半个多世纪的聚会留影,尽皆年逾古稀。

“女附中附属大学”的同学们庆幸互联网的引进,它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,也让我们足不出户拥抱世界。当从网上看到网友赞扬我国互联网的龙头时,我们方知这龙头原来正是我们的同窗好友胡启恒,这让我们在网上联络时,多了一份自豪,多了一份亲切。

大约三十年前,楼下一位邻居是我女儿的老师。闲谈中,说起对今昔教育的看法。王老师总说她的中学如何、如何好,听那地道的普通话,她应是北京人,就问她是哪个中学的,答曰:“师大女附中”,再问是哪一届的,原来她就是我同班的王世芬,于是越看越像,越说越亲。后来不住同一座楼了,仍常往来。,她身体虚弱,不免对健康失去信心,曾对我说:“像我这样,活得有什么意义?”我立即制止她,告诉她,对我来说她有多么重要。我尽心竭力地工作,却受到不公正对待,虽常备不懈地做最坏准备,但遇到的情况总比想的更坏。每逢忍无可忍非解脱不能平静时,下班后,就径直来到王世芬家,向她倾诉。她最理解我的处境,为我不平、每每热泪盈眶。见她如此激动,我立即打住。她有心脏病,我不能只顾自己,不过倾诉一番,也已得到解脱。那一段时间,没有她,我必更加苦恼。而在中学时,我与王世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,使我们如此默契的根源恐怕还是共同的女附中性格。

邹道韫与我同班不到两年,在校时联系不多,毕业后也没见过。一次较大聚会时,她戴着颈托,走路看不到地面,但一颦一笑都给人温暖。她从医小儿科,却有求必应,不辞辛劳地找他们的医界专家咨询,然后通过电话或邮件,给出详细意见,她简直就是我们的家庭医生。她身体不好,每天自打胰岛素,却热心给大家发送精彩邮件。我很庆幸,终于没有漏掉这个纯正可交的友好。

我与贾仲华中学大学一直同班,1965年我出差到她工作的城市,住在她任教的大学,并在同一座楼的同一楼层,可谓缘分最深。后来多年未见,我始终惦记她,她从中学起,,始终比较压抑。,其时不满二十岁。我想找到她,女附中同学聚会时,同学们也都询问。真是缘分最深,去年,我们再度重逢,有了互联网,我们的联系不会再断。仲华淳朴正直,我们也是不吝时间之隔,见面一拍即合的朋友。

罗林曾是我心目中的“组织”,1980年代初,我与罗林成为同事,此时她负有更大的责任,我却不觉得她那么“组织”了。我们促膝谈心,她关切地给我多方提醒,并诚恳反思自己刻板,后来听说她对大是大非所持的态度,我觉得她善良正义。最近知道她与我们殊途同归,汇入世界进步潮流,我跟一位挚友说:“我的心为这样的罗林而翻腾,再也不说她是“组织”,她,是朋友。”挚友报以同样的激情。延安妇联主任、耄耋孤寡的罗林如此这般,我为她骄傲,女附中应为这样的校友而骄傲。

毕业后的漫长岁月里,同学中联系最多的人数倒也不多,也不常见面。一次拜访高文鸾先生,我和邓可蕴最后分手,她说:“咱们俩好像没分开过”,这话恰如其分地勾画出我们的友谊。同学中符合这种描述的好友还不止我和邓可蕴,虽不是所有同学都在其列,但相知者交情至深。贺思贤深知我“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”的人生道路,当我面对堵路、拆桥的逆境自我鼓励时,她总是及时擂鼓助阵:“老弟,你是我的骄傲”——女附中人习于巾帼不让须眉,不以姐妹相称,却以称兄道弟取乐。我们当中有人说:“老同学不能选择,好朋友可以选择”,我由衷赞同。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有胡启恒、邓可蕴、贺思贤、邹道韫、冯姚平、李兆璜等——不是常见面,而是一旦见面,不需从头说起,因为“好像没分开过”。


尾 声 

“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”这一名称虽无人再提,但却似有条无形的线,松散却牢固地连结着其有机的分子。校友们依然聚会,不时看望健在的老师,只是实验中学不再亲切,那里已不是我们的母校,我们的母校珍藏在心里。我们对浮躁的大型聚会(尤其是找来媒体加以宣传的那种)毫无兴趣,而喜欢推心置腹的小聚,特别珍惜我们师生之间、好友之间那种默契,那种不被岁月冲淡的默契。我心中时而比喻,我们的附属大学已由上大课,进入了研究生阶段——对于人生社会的切磋不再是泛泛而谈,而是纵深钻研。无论学长还是同窗,人生观世界观惊人地一致,彼此的理解胜过长相处未分别之人。我们的共识、友谊和凝聚力来自女附中受得的教育,源于曾经同处的女附中环境——这才是值得悉心传承和发扬光大的。

大千世界,红尘滚滚,芸芸众生,茫茫人海,花季相遇暮年重逢,已是缘分,历经沧海桑田之巨变,殊途同归,仍相知相近共识共鸣,堪称莫逆——我们的“女附中附属大学”仍在继续。


作于2010年10月21日

(全文结束)


本文转编自《二闲堂》网站


作者简介:

孙昌龄,1953届高中毕业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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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《校友回忆母校文集》征文项目编发,作者文责自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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