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度表互感器倍率如何看

殊途同归者中的四人，左起：胡启恒、作者、贺思贤、邓可蕴。（十年前，中关村西街）

频频接触之人不一定成为知心朋友，久别重逢的故知往往可见真情。有些女附中同学，包括在校时不多往来的，有缘重逢后，发现面对炎凉世态，彼此惊人的一致。历经沧桑，回首过往，还是中学时代的友谊最纯洁、最真挚。

初中时，交往最密的应算吕友岚和傅志英二人。

友岚参军后，先未离京，驻地在崇外花市大街路南一所民宅里，我去看过她。后来她的部队转移到东北，与我互通书信。，分配到科学院动物所，开始对付她从小就怕的虫子。1963年，她探亲途径我工作的城市，他乡故知，愉快度过了数日。1967年，我回京探亲，偶然遇其先生，知友岚被隔离审查，此时他们的女儿还是学龄前儿童。直至1968年仍无消息，愁中，发现她的小姑子夫妇同在国家级乐队演出交响音乐沙家浜，于是传书询问。得到的答复是“她已自绝于人民，勿再联络”。我深知其无辜，但事已无可挽回。1978年，终于找到我一直惦记着的她的女儿，是年高中毕业。十年间，，父亲去了香港。她相貌秉性酷似友岚，坚强地独立度过十年。如今她已在美国定居，有个温馨的家，聊慰友岚在天之灵。

志英与友岚交往甚密，1956年，我们三人在友岚家聚过，志英已婚。后又在志英家聚，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此后我们交往不多，只知她先后在北京小学和教师进修学校任教。直至2008年，我重又找到了她。深谈数次，方知志英童年丧母，少有欢乐。我向她道出自己的内疚，儿时任性，曾有闹起别扭就多日不理之时，悔恨自己没能多给她安慰，使她童年多些快乐。她对我诉说了她是怎样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苦楚，像是见到了娘家亲人。阔别几十年，见了面，不需适应过程，就能如此亲密无间，可见友谊之深。

曹莲美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女附中，直到1980年代初才有机会见面。她落户上海，难得来京，我请她来家里叙旧。我们在中学时一起打球，并无深交，天命之年相遇，却心心相通。她基础扎实，克勤克俭，其父为老工人，出身亦好，却仅以助工职称退休。出于不平，问及原因，她说：“倔！”。简单直率的回答使我如对镜视己，我们都是一样的女附中性格。我喜欢她这个“倔”，这就是出淤泥而不染。

1959年同窗好友胡启恒赴苏联留学之前，我到留苏预备班与她告别，此后一直未见。毕业后近二十年，我回京探亲，。当时我是调不进北京的“两地关系”，因为专业对口，启恒说让我调到自动化所。她是所长，说话是负责任的，我则未加思索，说还是喜欢教书，启恒说：“我也觉得你适合教书”，然后叙旧，连历史先生说的“罗伯斯皮尔”都想到了，唯独没再谈我调工作的事。事后很多关心者说我太傻，应趁此机会先解决户口难题，进了北京再跳槽。我呢，非但不后悔，反而自赏我们脱俗的友谊。虽然在两地问题上我处于走投无路，但去找她，只为看望，丝毫没有去找门路的想法。我们之间的那次对话，映射出女附中好友之间的友谊纯洁至极，这远比她帮我调动工作更为可贵。我热爱教书，她就知道我的志趣与特长所在；我当时之所想，不止步于解决两地关系，她就明白我在眺望更远的未来。如果不曾强调志向，如果调到了自动化所，我也决不跳槽，不会给朋友制造麻烦，我珍惜友谊。

师中歌咏团部分团员别后半个多世纪的聚会留影，尽皆年逾古稀。

“女附中附属大学”的同学们庆幸互联网的引进，它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，也让我们足不出户拥抱世界。当从网上看到网友赞扬我国互联网的龙头时，我们方知这龙头原来正是我们的同窗好友胡启恒，这让我们在网上联络时，多了一份自豪，多了一份亲切。

大约三十年前，楼下一位邻居是我女儿的老师。闲谈中，说起对今昔教育的看法。王老师总说她的中学如何、如何好，听那地道的普通话，她应是北京人，就问她是哪个中学的，答曰：“师大女附中”，再问是哪一届的，原来她就是我同班的王世芬，于是越看越像，越说越亲。后来不住同一座楼了，仍常往来。，她身体虚弱，不免对健康失去信心，曾对我说：“像我这样，活得有什么意义？”我立即制止她，告诉她，对我来说她有多么重要。我尽心竭力地工作，却受到不公正对待，虽常备不懈地做最坏准备，但遇到的情况总比想的更坏。每逢忍无可忍非解脱不能平静时，下班后，就径直来到王世芬家，向她倾诉。她最理解我的处境，为我不平、每每热泪盈眶。见她如此激动，我立即打住。她有心脏病，我不能只顾自己，不过倾诉一番，也已得到解脱。那一段时间，没有她，我必更加苦恼。而在中学时，我与王世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，使我们如此默契的根源恐怕还是共同的女附中性格。

邹道韫与我同班不到两年，在校时联系不多，毕业后也没见过。一次较大聚会时，她戴着颈托，走路看不到地面，但一颦一笑都给人温暖。她从医小儿科，却有求必应，不辞辛劳地找他们的医界专家咨询，然后通过电话或邮件，给出详细意见，她简直就是我们的家庭医生。她身体不好，每天自打胰岛素，却热心给大家发送精彩邮件。我很庆幸，终于没有漏掉这个纯正可交的友好。

我与贾仲华中学大学一直同班，1965年我出差到她工作的城市，住在她任教的大学，并在同一座楼的同一楼层，可谓缘分最深。后来多年未见，我始终惦记她，她从中学起，，始终比较压抑。，其时不满二十岁。我想找到她，女附中同学聚会时，同学们也都询问。真是缘分最深，去年，我们再度重逢，有了互联网，我们的联系不会再断。仲华淳朴正直，我们也是不吝时间之隔，见面一拍即合的朋友。

罗林曾是我心目中的“组织”，1980年代初，我与罗林成为同事，此时她负有更大的责任，我却不觉得她那么“组织”了。我们促膝谈心，她关切地给我多方提醒，并诚恳反思自己刻板，后来听说她对大是大非所持的态度，我觉得她善良正义。最近知道她与我们殊途同归，汇入世界进步潮流，我跟一位挚友说：“我的心为这样的罗林而翻腾，再也不说她是“组织”，她，是朋友。”挚友报以同样的激情。延安妇联主任、耄耋孤寡的罗林如此这般，我为她骄傲，女附中应为这样的校友而骄傲。

毕业后的漫长岁月里，同学中联系最多的人数倒也不多，也不常见面。一次拜访高文鸾先生，我和邓可蕴最后分手，她说：“咱们俩好像没分开过”，这话恰如其分地勾画出我们的友谊。同学中符合这种描述的好友还不止我和邓可蕴，虽不是所有同学都在其列，但相知者交情至深。贺思贤深知我“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”的人生道路，当我面对堵路、拆桥的逆境自我鼓励时，她总是及时擂鼓助阵：“老弟，你是我的骄傲”——女附中人习于巾帼不让须眉，不以姐妹相称，却以称兄道弟取乐。我们当中有人说：“老同学不能选择，好朋友可以选择”，我由衷赞同。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有胡启恒、邓可蕴、贺思贤、邹道韫、冯姚平、李兆璜等——不是常见面，而是一旦见面，不需从头说起，因为“好像没分开过”。

“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”这一名称虽无人再提，但却似有条无形的线，松散却牢固地连结着其有机的分子。校友们依然聚会，不时看望健在的老师，只是实验中学不再亲切，那里已不是我们的母校，我们的母校珍藏在心里。我们对浮躁的大型聚会（尤其是找来媒体加以宣传的那种）毫无兴趣，而喜欢推心置腹的小聚，特别珍惜我们师生之间、好友之间那种默契，那种不被岁月冲淡的默契。我心中时而比喻，我们的附属大学已由上大课，进入了研究生阶段——对于人生社会的切磋不再是泛泛而谈，而是纵深钻研。无论学长还是同窗，人生观世界观惊人地一致，彼此的理解胜过长相处未分别之人。我们的共识、友谊和凝聚力来自女附中受得的教育，源于曾经同处的女附中环境——这才是值得悉心传承和发扬光大的。

大千世界，红尘滚滚，芸芸众生，茫茫人海，花季相遇暮年重逢，已是缘分，历经沧海桑田之巨变，殊途同归，仍相知相近共识共鸣，堪称莫逆——我们的“女附中附属大学”仍在继续。

作于2010年10月21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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