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比增长30.9%，这个市场要强力反弹?

1949年暑假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举办了青年学团，各校选拔了一批出身好的同学集中学习，结业后，他们都当了学生干部。我不了解学团的详情，，很有优越感，但我并不羡慕，不喜欢集中学习，因为那样就不能想打球就打球、想唱歌就唱歌了，而打球、唱歌是我的首选。大多数同学可自愿参加青年学园，当时市有东西南北四个城区，好像只有东城和西城两个青年学园，西城区青年学园设在西单二龙路的“协化”女中。

协化女中是石校长创办的，后改名为文华女中，随之并入师大女附中。然此并入非延安育才之并入，文华女中的学生要考试，大部分被筛选掉。所以实际上是因为来了大批延安学生，女附中需要文华女中的校址——那里的面积远比辟才胡同的校园大，又有较大的操场。后来不知谁任校长，不论谁，都得接受被吞并的现实。知名的燕京大学、辅仁大学尚且在劫难逃，何况一所私立女中。

青年学园就选中了这座较大的校园作为活动基地。主办方大概是团和学联，，主要手段是经常举办青年讲座。记得主讲人有轲黎、赫鲁、、孙国梁等人，他们讲人生观世界观，影响了一代青年，很受欢迎。青年学园里有燕京、北大等校的一批大学生，多是曾经的地下党，。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燕京大学学生带领我们讨论：“时势造英雄，还是英雄造时势”，多数人同意前者，因为知道应该反对个人英雄主义；我其实不懂这些，乱说两者都可能存在，有时候时势造英雄，有时候英雄造时势；燕大学生总结时，竟然赞同我自己都稀里糊涂的发言。还讨论过“劳动创造世界，劳动创造人”，周志敬同学家里信，她说前者可以接受，因为亲眼见过房子是工人盖起来的，……；但是绝不认同后者，人只能是上帝创造的－畅所欲言。

学园很照顾青年的特点，，也支持自发组织社团。虽说是“西城区青年学园”，但是西城区其他学校很少有人来，其实成了男女附中的课外活动场所。男女附中同学自发地联合成立了歌咏团和话剧团，十足的民间团体，团长、指挥、导演一律由学生自己担任，选举产生。

，，幼稚即纯洁，。青年学园和暑假一起结束之前，偶然发现许多同学申请入团了。我嗔怪她们瞒过我，可她们说，申请入团是自觉的行动，话里话外好像说我没有觉悟。我不甘落后，又怕家里反对，想来想去，私下里交了申请书，胡启恒是我的介绍人。团员们果然认为我觉悟不够，最终批准我为候补团员。

1949年8月18日，在汇文中学大操场，举行了全市青年学员结业典礼暨入团宣誓大会。在我心目中，“宣誓”是庄严而神圣的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必须恪守承诺。我心中忐忑，万一拗不过家里，无法实现誓言，该当如何？这时，看见主席台边站着一个我认识的人，是父亲同窗好友的儿子，北大学生，地下党何跃堃。我很想过去请教“家里反对我入团怎么办？”，但最终没这样做，既不愿暴露自己的“不坚定”，又不肯让别人认为我的家庭落后。

后来逐渐发现，入团不似原来想的那么严重，除了组织生活，没有什么不同以前之处。我还是不告诉家里，交团费从吃饭钱里省出，从不特地问爸妈要。但是后来一个同学通知我过团日，入团的事就瞒不住了，好在全国解放得差不多了，没有了那种“革命不安全”感，家里也就不管了。

父母兄姊都以为我思想进步，其实在学校我是觉悟不高的顽皮孩子，不过是个候补团员。团章规定候补期三个月，可是过了半年，转正事宜也无人问津。，有待组织进一步考验，后来终于忍不住了。一次批评会上，我直接向团总支 “开炮”：“怎么还不让我们转正？团章上规定候补期三个月，，？”团总支委员胡启恒耸肩而笑，会后立即给我们几个候补团员办理了转正手续。

入团后，我不再那么贪玩儿，所谓“端正了学习态度”。而且女附中毕竟是女附中，解放后仍持续着原来的优良学风。老师教学有方，注重启发，不靠题海战术，传授举一反三能力，所以学习负担并不重，有余力开展许多课外活动，得以全面发展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在二附小和女附中打下的基础受用终生，这正是师恩难忘，情谊深长的根源。

1948年底，世道瞬间变了，女附中失去了以往的平静，，连我们初中生都定期开会，批评与自我批评。对中学生来说，思想改造的提法似乎过于严重，但是人生观则是必须面对的。为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，必须发扬优点，克服缺点，因而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于是，每周一次批评会，同学们还不约而同地准备了小本子，封面上写着“批评本”。

那时的批评会很善意，愿望良好，心地纯洁，气氛向上。我们已经朦胧地懂得要改造思想，追求进步，希望在批评会上得到帮助。每次会都开得很热闹，发言踊跃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我是惯于矛头向上的，没有人给穿小鞋。那时青少年很单纯，批评会上直言不讳，争论激烈，会后真诚相待，融洽依旧。

“批评本”用来恳请同学提出意见，以便得到更多的帮助。说是批评本，不如说是纪念册，那里没有上纲上线的攻击与否定，都是促使进步的热情激励与夸赞，什么“聪明活泼”啦，“太帅了”等等。印象最深的是，胡启恒提了具体意见之后，让我“好自为之”。，是他们惨败时的无可奈何之言。这话说给我，让我好一番思索、联想，觉得自己一味淘气，让真心帮助自己的同学无可奈何了，人家才冒出这么一句。从此注意严于律己，用心读书。另一深刻印象是，几乎所有同学都给我写了一条：“有点儿贵族味儿”，，但来自绝对自食其力的家庭，所以困惑不解该怎样接受意见，更不知如何改正。老迈之年，海外一同事竟然问我是否有皇族血统，令我想起少小时的“批评本”，“皇族”比“贵族”又进了一步，只有感慨“一辈子没改造好”了。

参加批评会或手执批评本诚恳征求意见时，都不免心中忐忑。希望人家说好听的，但也尽量做好接受逆耳忠言的思想准备。“批评本”未能保存至今，甚是遗憾。

“解放”后，正经过了一段民主生活，最初行使的民主权利就是选举学生会和团总支的干部。选举过程堪称正规，各班提名，全校集会竞选。竞选不是候选人自己演说，而是“选民”自由发言介绍自己满意的候选人。延安来的公费生都擅长演说，“火药味儿”较浓，咄咄逼人地举荐她们的候选人。回想起来，她们大有夺权的味道。她们的姿态触动了我，使我不想“于无声处”，心中希望“我们的人”当选，于是挺身而出，与他们针锋相对起来，比如，她们说边区来的张小非毛笔字写得好，我就说我们班胡启恒用刷子般的破笔也能写出漂亮的毛笔字，从心里不信她们一边革命一边还能写好字。

直到1979年，实验二小七十周年校庆时，遇上了张小非，原来她是我小学的学长，1943年随家人去了边区。我上前招呼说：“你是二附小的啊？”原来她有二附小的功底，这我就相信她能写好毛笔字了。回忆起来，张小非的确有别于那种原则性特强的公费生，她文静、和气，与我们“旧社会来的”笑脸相迎，原来她受得二附小的教育。张小非好像记得我不利于她的竞选发言，但友好亲切的笑容依旧。

当时我积极为地下党的同学竞选，觉得她们从事过秘密工作，比解放区来的受的考验更多，，应不存在什么阶级之争。21世纪了，才听说对地下党有两个十六字方针，1949年以前是“隐蔽精干，长期埋伏，积蓄力量，以待时机”，1949年以后是“降级安排，控制使用，就地消化，逐步淘汰。”所以当时的公费生反感我的发言是有道理的，她们的概念里，。

作于2010年10月21日

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