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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附中的排球传统优良，只知道我们在校时是北京市冠军队，八十年代初一次返校，才听一位1929年毕业的老学长说她们那时候就是北京市女排冠军。男附中的排球更是了得，1949~1950年间，高中生自发组成的冈底斯排球队接连打败威震东亚的“振亚”职业队和大学生组成与之齐名的“金刚”男排，他们的每场比赛必有我们这群fans观看助威。解放初期，，很少组织校际体育比赛。我们也学冈底斯的样子，自己组织球队与外校约赛。课外活动时，我们的球队就像所有同学一样，可以使用学校的排球和场地，别无其他来自校方的支持。因为怕学校说我们不务正业，球队成立、训练与比赛皆保守秘密。大家选我当队长，我们找来男附中同学担任指导，他们十分认真，每周按时到场不需特地通知（当时也没有方便的电话）；而且绝对无偿，我们连纪念品都没送过，倒是不忘提出各种要求和意见。他们很有大男生气度，从不怪罪我们不懂事，反而把“赖我赖我”挂在嘴边，勇于承担一切责任。

我们不是学校选拔的球队，不能以女附中的名义出去比赛，得像男附中那样起个队名。大家想了好多名字，都不满意，最后灵机一动：“干脆叫冈底斯女队吧！”但这要征得冈底斯队认可。我代表全队征求他们意见，诚恳表态说，虽然我们目前水平不够，但一定努力，绝不给冈底斯丢脸。冈底斯欣然同意，我们由fans变成队员，自是喜出望外，此后便以冈底斯名义频频约赛。

冈底斯队义不容辞地派大男生指导练球，担任过教练的有二排边徐宝贤（九人男排的主攻手）、头排中赵树伟（九人男排的二传手），和二排边金德明。赵、金两位指导我们练球时，已从男附中毕业，分别是北医和师大的大学生了。他们之后的两位指导是我们同届的男附中同学，二排边王家桢和孟昭震。就在这些业余球员的指导下，我队球技迅速提高。当时，北京女中排球水平不高，跟女中赛球，发过球去就落地，我们早就天下无敌，只盼与强手对阵了。先在校内约了教工联队。所谓教工联队，就是教职员工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，其中虽有体育老师，和白耀先生那样的排球健将，但当时打九人排球，凑够九位老师，其中的薄弱环节毕竟太多，比如体态庞大的赵先生还有不常运动的女老师，都是我们首选的攻击点。跟老师们“散兵游勇”的联队比赛给校园带来无比的欢乐，但我们的球瘾仍难满足，更难达到以赛代练的目的，后来干脆去约师大体育系了。

挑战师大体育系的比赛终身难忘，我们这群十四五岁的女孩竟然以3：0的绝对优势轻取，让她们很没面子。但我们是厚道的，也很谦虚，不觉得自己真比她们强。我们知道师大体育系有个优秀后垒手，就临时约她们赛垒球，觉得他们一定会赢，从而挽回面子。她们也欣然接受这一轮挑战，于是双方九人排球的原班人马来到垒球场地。我是排球主力但不擅长垒球，赛垒球时，我是“板凳”队员（当时赛场边没有板凳，不上场的队员席地而坐）。师大的后垒的确了得，梳分头，酷似男生，守垒技术高超，能从棒下“偷”球。说也奇怪，我的队友们——一群个子偏矮、貌不惊人的业余小丫头——竟然再次大获全胜。半世纪后的一天，在我的同学李兆璜家里，想起这段辉煌。经历坎坷的李兆璜彼时身体已很不济，我必须告诉她女儿，她的妈妈是当年的主力投手。没等我说出比赛结果，她女儿抢先说：“18:4”，可见这个比分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永久记忆，这次比赛是值得我们永远自豪的辉煌。

在女生圈子里，我们的排球队已找不到对手，于是挑战男生去了。当时我们读初中三年级，就约了男附中的初二联。我们觉得他们很棒，抱着学习的态度，没打算赢，再说女生输给男生也不丢脸，所以没有包袱。他们则虎视眈眈，目中无我，必胜信念十足。当时的初二男生，竟有身高力大，连鬓胡须的主攻手。面对高大队员凶狠的扣杀，我这个“头排中”屡屡拦网成功，后排的小个女生稳稳接好一传。女子九人排球的头排中，也是主攻手（二次进攻居多），我攻球谈不上近体快，但下手不慢，直落网前，屡屡中的。事后，男附中初三的胡金兆（洪涛剧团成员）经常赞叹，见人就说“两只手都会follow（头排扣球）”。我们毫不紧张，全无惧色，他们显然包袱沉重，先是轻敌，后又慌乱，我们赢了首局。我队沉着应战，越战越稳，对方则频频失误，溃不成军。最终我们又以3：0的悬殊比分拿下比赛。

赢了男生，万分得意，自觉实践了“巾帼不让须眉”，底气越来越足。1950年，我们自己报名参加了全国女排选拔赛华北赛区的比赛，对手有师大体育系队，辅仁大学队等等。我们虽不太适应六人排球，但每场比赛都打得不错，只是没有一个队员入选。据分析，“解放”初期，选拔的指导思想是尽快组成国家队出国比赛，而我们身高普遍不合要求，且过于稚嫩，不具国手风范。话说回来，就是中选，我们也不会服从，当时的女附中学生认为体育只能是业余爱好。

享受了全国选拔赛的过程，技术有所提高，我们很快乐——快乐，就是我们打球和参赛的目的。

冈底斯女队逐渐被社会承认，逢重大节日或重要活动，只要有排球表演赛，冈底斯必是参赛一方。在文化宫有过两次表演赛：一次是1951年的五四青年节，对方是首届国家女排。国手阵容里有我们当初的手下败将，但经过一年专业训练，时非昔比，我们以0：3甘拜下风。不过，因为每场输得不算太惨，15分制的情况下，我们能得到7~10分，受到观众一边倒的支持。另一次是十一，对方是辅仁大学。赛后，我们的指导，男附中的孟昭震，发现文化宫门内的橱窗里有我们比赛的巨幅照片，拍的是我拦网的瞬间，据评价，姿势显得颇为专业。孟指导立即订购该照四寸件，，仍保留至今）。

和辅仁大学比完排球，有关方面突然告知篮球表演赛有一方未到，希望我们和辅仁大学临时组队救场。反正是玩儿球，我们未加思索欣然同意，辅仁大学也没推脱，她们队里有女附中毕业的童修林，还有一个曾是志成女中篮球队的主力。对手是小有名气的“北京青年队”，队员多来自体育世家，比如，著名教练的女儿王丽先和王丽云。她们身着白上衣、黑短裤，整齐划一；我们呢，辅仁大学的是紫色上衣，白色长裤，我们是女附中不甚方便运动的布料浅天蓝短袖衫和深天蓝短裤；何者正规，何者杂牌，一目了然。热身中，人家那架势很专业，我们经孙秀艳先生培养，基本功倒也不逊色。但我们没打算赢，人家专门训练，我们从未配合。可是我们杂牌军又是出乎意料地赢了，这说明一个道理，心中坦然才可能赢得比赛。我们的篮、排、垒比赛，都是为了玩儿一场球，都是在输赢置之度外的心情下获胜的。至今我都特别反感媒体给国手施压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动辄联想“盛世”，企图以赢球衬托制度优越，实在无聊。

还有一次，印象同样深刻，是一次苏联十月革命节，，与苏侨队友谊比赛。比赛极不正规，苏侨队的大婶儿们身穿大长裙、脚蹬高跟鞋上场。赛后，有人把我们带到餐厅，招待了一顿丰盛的俄式大餐。席间没有主人，这让我们很自在，小疯子和朱宝儿二人试遍了餐桌上的调料，洋相出尽，余者哈哈大笑。男附中的学长们则彬彬有礼，全然不像我们那样没见过世面，对于我们的肆无忌惮也只是无奈地蹙眉忍俊。这次比赛之所以印象深刻，与其说在于比赛本身，不如说在于平生第一顿西餐，以及出过的诸多洋相。

冈底斯女排团队精神很强，队员个人利益绝对服从球队，身为队长，我更以身作则。球队正盛时期，学校请来新影乐团的指挥陈维文先生来教小提琴。陈指挥拉得一首很棒的小提琴，他的代表作“中国之鼓”灌成了唱片。他执教严格，报名参加者要通过乐理考试。我的成绩本不愿意告人，但结果意外：第一名是梁光资，76分；第二名竟然是只得了56分的我，且遥遥领先于第三名——她得了28分。我被录取了，一周之后，学会了用颈夹住琴、保持弓与弦垂直，能拉最基本的五个音。陈维文先生不知怎么知道了我打排球，告诉我打排球的手指很难拉好小提琴，责令我退出球队。我向他发誓，保证每天练习二十分钟，以为足以令其感动，从而通融我两者兼顾，先生却说每天练两个小时都不够。队友们断然不许我离队，为了团队，我放弃了学小提琴。

至此，我幡然意识自己对于女附中的回忆是大谈课外活动，“杂耍”盖过了正题，看官一定在想此文不是什么好学生所作。然而我不后悔，这正好反映了中学阶段的快乐，所有课外活动都使我们受益匪浅，并不影响学习。女附中毕竟是女附中，解放后仍持续着原来的优良学风，注重全面发展，反对死读书、读死书。老师教学有方，注重启发，不靠题海战术，传授举一反三能力，所以学习负担并不重，有余力开展许多课外活动。中小学阶段之所以师恩难忘，情谊深长，正是因为老师给我们打下了终生受用的知识基础，同时让我们有充分的课余时间挖掘潜能。我们中学时代的课外活动极为丰富，很多特点值得现在继承发扬。比如，广大同学普遍参与，而不是什么招特长生，同学独立自主组织社团、开展活动从不奢侈浪费，等等，遗憾的是，学校教育中的这些精华已不为现代所青睐。

作于2010年10月21日

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