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冈底斯排球女队 

女附中的排球传统优良,只知道我们在校时是北京市冠军队,八十年代初一次返校,才听一位1929年毕业的老学长说她们那时候就是北京市女排冠军。男附中的排球更是了得,1949~1950年间,高中生自发组成的冈底斯排球队接连打败威震东亚的“振亚”职业队和大学生组成与之齐名的“金刚”男排,他们的每场比赛必有我们这群fans观看助威。解放初期,,很少组织校际体育比赛。我们也学冈底斯的样子,自己组织球队与外校约赛。课外活动时,我们的球队就像所有同学一样,可以使用学校的排球和场地,别无其他来自校方的支持。因为怕学校说我们不务正业,球队成立、训练与比赛皆保守秘密。大家选我当队长,我们找来男附中同学担任指导,他们十分认真,每周按时到场不需特地通知(当时也没有方便的电话);而且绝对无偿,我们连纪念品都没送过,倒是不忘提出各种要求和意见。他们很有大男生气度,从不怪罪我们不懂事,反而把“赖我赖我”挂在嘴边,勇于承担一切责任。

我们不是学校选拔的球队,不能以女附中的名义出去比赛,得像男附中那样起个队名。大家想了好多名字,都不满意,最后灵机一动:“干脆叫冈底斯女队吧!”但这要征得冈底斯队认可。我代表全队征求他们意见,诚恳表态说,虽然我们目前水平不够,但一定努力,绝不给冈底斯丢脸。冈底斯欣然同意,我们由fans变成队员,自是喜出望外,此后便以冈底斯名义频频约赛。

冈底斯队义不容辞地派大男生指导练球,担任过教练的有二排边徐宝贤(九人男排的主攻手)、头排中赵树伟(九人男排的二传手),和二排边金德明。赵、金两位指导我们练球时,已从男附中毕业,分别是北医和师大的大学生了。他们之后的两位指导是我们同届的男附中同学,二排边王家桢和孟昭震。就在这些业余球员的指导下,我队球技迅速提高。当时,北京女中排球水平不高,跟女中赛球,发过球去就落地,我们早就天下无敌,只盼与强手对阵了。先在校内约了教工联队。所谓教工联队,就是教职员工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,其中虽有体育老师,和白耀先生那样的排球健将,但当时打九人排球,凑够九位老师,其中的薄弱环节毕竟太多,比如体态庞大的赵先生还有不常运动的女老师,都是我们首选的攻击点。跟老师们“散兵游勇”的联队比赛给校园带来无比的欢乐,但我们的球瘾仍难满足,更难达到以赛代练的目的,后来干脆去约师大体育系了。

挑战师大体育系的比赛终身难忘,我们这群十四五岁的女孩竟然以3:0的绝对优势轻取,让她们很没面子。但我们是厚道的,也很谦虚,不觉得自己真比她们强。我们知道师大体育系有个优秀后垒手,就临时约她们赛垒球,觉得他们一定会赢,从而挽回面子。她们也欣然接受这一轮挑战,于是双方九人排球的原班人马来到垒球场地。我是排球主力但不擅长垒球,赛垒球时,我是“板凳”队员(当时赛场边没有板凳,不上场的队员席地而坐)。师大的后垒的确了得,梳分头,酷似男生,守垒技术高超,能从棒下“偷”球。说也奇怪,我的队友们——一群个子偏矮、貌不惊人的业余小丫头——竟然再次大获全胜。半世纪后的一天,在我的同学李兆璜家里,想起这段辉煌。经历坎坷的李兆璜彼时身体已很不济,我必须告诉她女儿,她的妈妈是当年的主力投手。没等我说出比赛结果,她女儿抢先说:“18:4”,可见这个比分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永久记忆,这次比赛是值得我们永远自豪的辉煌。

在女生圈子里,我们的排球队已找不到对手,于是挑战男生去了。当时我们读初中三年级,就约了男附中的初二联。我们觉得他们很棒,抱着学习的态度,没打算赢,再说女生输给男生也不丢脸,所以没有包袱。他们则虎视眈眈,目中无我,必胜信念十足。当时的初二男生,竟有身高力大,连鬓胡须的主攻手。面对高大队员凶狠的扣杀,我这个“头排中”屡屡拦网成功,后排的小个女生稳稳接好一传。女子九人排球的头排中,也是主攻手(二次进攻居多),我攻球谈不上近体快,但下手不慢,直落网前,屡屡中的。事后,男附中初三的胡金兆(洪涛剧团成员)经常赞叹,见人就说“两只手都会follow(头排扣球)”。我们毫不紧张,全无惧色,他们显然包袱沉重,先是轻敌,后又慌乱,我们赢了首局。我队沉着应战,越战越稳,对方则频频失误,溃不成军。最终我们又以3:0的悬殊比分拿下比赛。

赢了男生,万分得意,自觉实践了“巾帼不让须眉”,底气越来越足。1950年,我们自己报名参加了全国女排选拔赛华北赛区的比赛,对手有师大体育系队,辅仁大学队等等。我们虽不太适应六人排球,但每场比赛都打得不错,只是没有一个队员入选。据分析,“解放”初期,选拔的指导思想是尽快组成国家队出国比赛,而我们身高普遍不合要求,且过于稚嫩,不具国手风范。话说回来,就是中选,我们也不会服从,当时的女附中学生认为体育只能是业余爱好。

享受了全国选拔赛的过程,技术有所提高,我们很快乐——快乐,就是我们打球和参赛的目的。

冈底斯女队逐渐被社会承认,逢重大节日或重要活动,只要有排球表演赛,冈底斯必是参赛一方。在文化宫有过两次表演赛:一次是1951年的五四青年节,对方是首届国家女排。国手阵容里有我们当初的手下败将,但经过一年专业训练,时非昔比,我们以0:3甘拜下风。不过,因为每场输得不算太惨,15分制的情况下,我们能得到7~10分,受到观众一边倒的支持。另一次是十一,对方是辅仁大学。赛后,我们的指导,男附中的孟昭震,发现文化宫门内的橱窗里有我们比赛的巨幅照片,拍的是我拦网的瞬间,据评价,姿势显得颇为专业。孟指导立即订购该照四寸件,,仍保留至今)。

和辅仁大学比完排球,有关方面突然告知篮球表演赛有一方未到,希望我们和辅仁大学临时组队救场。反正是玩儿球,我们未加思索欣然同意,辅仁大学也没推脱,她们队里有女附中毕业的童修林,还有一个曾是志成女中篮球队的主力。对手是小有名气的“北京青年队”,队员多来自体育世家,比如,著名教练的女儿王丽先和王丽云。她们身着白上衣、黑短裤,整齐划一;我们呢,辅仁大学的是紫色上衣,白色长裤,我们是女附中不甚方便运动的布料浅天蓝短袖衫和深天蓝短裤;何者正规,何者杂牌,一目了然。热身中,人家那架势很专业,我们经孙秀艳先生培养,基本功倒也不逊色。但我们没打算赢,人家专门训练,我们从未配合。可是我们杂牌军又是出乎意料地赢了,这说明一个道理,心中坦然才可能赢得比赛。我们的篮、排、垒比赛,都是为了玩儿一场球,都是在输赢置之度外的心情下获胜的。至今我都特别反感媒体给国手施压,胜败乃兵家常事,动辄联想“盛世”,企图以赢球衬托制度优越,实在无聊。

还有一次,印象同样深刻,是一次苏联十月革命节,,与苏侨队友谊比赛。比赛极不正规,苏侨队的大婶儿们身穿大长裙、脚蹬高跟鞋上场。赛后,有人把我们带到餐厅,招待了一顿丰盛的俄式大餐。席间没有主人,这让我们很自在,小疯子和朱宝儿二人试遍了餐桌上的调料,洋相出尽,余者哈哈大笑。男附中的学长们则彬彬有礼,全然不像我们那样没见过世面,对于我们的肆无忌惮也只是无奈地蹙眉忍俊。这次比赛之所以印象深刻,与其说在于比赛本身,不如说在于平生第一顿西餐,以及出过的诸多洋相。

冈底斯女排团队精神很强,队员个人利益绝对服从球队,身为队长,我更以身作则。球队正盛时期,学校请来新影乐团的指挥陈维文先生来教小提琴。陈指挥拉得一首很棒的小提琴,他的代表作“中国之鼓”灌成了唱片。他执教严格,报名参加者要通过乐理考试。我的成绩本不愿意告人,但结果意外:第一名是梁光资,76分;第二名竟然是只得了56分的我,且遥遥领先于第三名——她得了28分。我被录取了,一周之后,学会了用颈夹住琴、保持弓与弦垂直,能拉最基本的五个音。陈维文先生不知怎么知道了我打排球,告诉我打排球的手指很难拉好小提琴,责令我退出球队。我向他发誓,保证每天练习二十分钟,以为足以令其感动,从而通融我两者兼顾,先生却说每天练两个小时都不够。队友们断然不许我离队,为了团队,我放弃了学小提琴。

至此,我幡然意识自己对于女附中的回忆是大谈课外活动,“杂耍”盖过了正题,看官一定在想此文不是什么好学生所作。然而我不后悔,这正好反映了中学阶段的快乐,所有课外活动都使我们受益匪浅,并不影响学习。女附中毕竟是女附中,解放后仍持续着原来的优良学风,注重全面发展,反对死读书、读死书。老师教学有方,注重启发,不靠题海战术,传授举一反三能力,所以学习负担并不重,有余力开展许多课外活动。中小学阶段之所以师恩难忘,情谊深长,正是因为老师给我们打下了终生受用的知识基础,同时让我们有充分的课余时间挖掘潜能。我们中学时代的课外活动极为丰富,很多特点值得现在继承发扬。比如,广大同学普遍参与,而不是什么招特长生,同学独立自主组织社团、开展活动从不奢侈浪费,等等,遗憾的是,学校教育中的这些精华已不为现代所青睐。


作于2010年10月21日

(未完待续)


本文转编自《二闲堂》网站


作者简介:

孙昌龄,1953届高中毕业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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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《校友回忆母校文集》征文项目编发,作者文责自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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